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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隐士的竞赛作者:方晓  

2009-10-03 16:01:05|  分类: 经典美文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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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隐士的竞赛

     在中国,真正的隐士是受尊崇的。隐士们也有一种道德标杆,就是和现实连接的紧密程度。

 

这种判断,远在尧舜时代就开始了。

 

唐尧到山西拜访许由,要把王位禅让给他,许由不接受,逃到颍水之滨,箕山之下。唐尧又说:“禅让不受,做个九州长吧。”许由觉得这是一种奇耻大辱,奔至颍水边,清洗听脏了的耳朵。不幸碰上巢父,看见许由在洗耳朵,问他缘故,许由说:“尧要我做九州长,我痛恨听到这件事,所以洗耳。”

 

许由自认是清高的,政治是肮脏的,许由甚至连听到都觉得受不了,一定要去洗耳朵。

 

巢父立刻觉得这河水脏得连牛都没法喝,牵去上游,并痛斥许由:“你如果居住在高岸深谷,不相往来,谁能找到你?你本自浮游于世,不过是沽名钓誉而已。你洗耳朵的水会污染我的牛的嘴。”

 

自己标榜的高洁,居然被人戳破,之后不曾听闻许由的消息,也许就此呕死也未可知。

 

许由让天下,伯夷、叔齐让国。

 

伯夷是长子,叔齐是三子,孤竹君想立叔齐为国君。孤竹君死后,叔齐就让国给伯夷,伯夷认为父命不可违,逃走了。叔齐也不肯做国王,跟着遁去,两人逃到周文王的地方居住下来。武王即位,开始出兵讨伐商纣,两人试图螳臂当车,拉住马缰劝谏:“父亲死了还没安葬,就开始打仗,能说是孝顺吗?臣子杀死君主,能说是仁义吗?”武王手下要杀他们,太公望说:“这是仁义之人” 放他们走了。

 

武王平定殷商之后,天下归顺,伯夷、叔齐认为这是可耻的,因此坚守气节,不食周朝的粮食,隐居于首阳山,采薇而食。薇,是一种野菜。

 

好好的隐居,可惜经不起村妇轻轻的一问:“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。你们虽不食周粟,这薇菜难道就不是周薇?”这样的深刻,终于饿死。其实,问题还有很多,他们背弃祖国(孤竹),难道就是孝?纵容商纣,难道就是忠?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,伐纣难道不是忠于民?这不是本篇主旨,搁下不提。

 

这两个典故里面的要诀,就是道德至上,许由洗耳、伯夷、叔齐食薇,拥有强大的道德优越感,已经可以称为道德原教旨主义者。然而原教旨是没有顶的,被巢父、村妇一推敲,立刻土崩瓦解,简直可以关进异端裁判所。

 

道德原教旨主义的表现,轻度的是唯道德崇拜。道德,比如廉洁、孝顺、友恭当然是好事,可是一旦把这些标准无限拔高成为唯一得标杆,就会把道德(廉洁、孝顺)等同于能力,不道德(贪污、不孝)等同于无能。

 

贪污、不孝者固然不道德,然而道德原教旨主义者的上位有时造成更大的问题,因为一来他觉得自己廉洁了、孝顺了,所以做什么都理所应当的是正确的,二来廉洁的人自己没有欲望,往往觉得别人也没有欲望。这样说貌似有些不公平,且待将来慢慢分解。

 

道德崇拜带来的第二个后果是作秀。最高级的叫做禅让,传自许由,一代代的依样画葫芦,王莽、曹丕、司马炎…被禅让者一定要三番五次的推让才显得不得已,禅让者战战兢兢的五次三番表明诚意,这种皇帝的新装,直到宋朝,几乎每次朝代更替都少不了这一番表演。

 

低一级的是隐居。作秀和真隐往往不能分辨,因而出了山,做了官,就不配称为隐士,而且还会受人讥笑,称之为“东山”、“钟南”,孰不知太公望、诸葛亮,特别是谢安,都由隐士而庙堂。

 

道德崇拜的第三个后果是官场失意者崇拜,官场失意就意味着道德高尚,道德高尚就意味着这些人都是治世能臣,为奸臣所冤屈,比如屈原、贾谊,要不就是千里马,无人识得,比如曹雪芹、蒲松龄。其实这些人真的上了位,又能如何?苏轼就曾批评贾谊说:“志大而量小,才有余而识不足”(《贾谊论》),容后慢考。

 

深度的是自虐崇拜,因为自虐就等于道德。

 

伯夷、叔齐让国,陈仲子让相位。

 

战国时期,陈仲子的哥哥是齐国相国,仲子以为哥哥的俸禄是不义之财,逃到楚国,夫妻俩靠织布、编鞋为生。穷到三天没饭吃,耳朵聋眼睛瞎,爬着去吃井沿上被虫吃了一大半的一个李子,才恢复听觉和视力。

 

回家看望母亲的时候,母亲杀鹅给他吃,当他知道这是别人送给哥哥的鹅,出门就吐了出来。楚王闻名,想请他为相国,他又和妻子逃走了。

 

陈仲子大概是饿死的,战国时期他的名声并不好,孟子把陈仲子比作蚯蚓,荀子、韩非子更看不起他,《战国策》里面还记载赵威后,就是《触龙言说赵太后》里面的那个赵太后,向齐国使者问起齐国的国情时说:“陈仲子还活着吗?这种人上不听命于君王,中不能交友诸侯,下不能治理家业,把百姓往无所事事的邪路上引,齐王为什么还不处死他?”

 

汉武帝推行察举、征辟,征辟就是由朝廷或高级官员直接选用名望之士,察举则是由高级官员推荐,经过考核,任以官职,有方正、孝廉、文学、秀才等科,其中孝、廉最为重要,以至于察举统称为孝廉。总之一句话,做官靠的是名望,既然靠名望,那么免不了就有人作秀。

 

在这种作秀的风气下,陈仲子这种苛求自己的态度就逐渐成为正面形象,后来被皇甫谧编入《高士传》。

 

桓温读《高士传》读到这一篇,把书扔掉,说:“谁能作此溪刻自处!”怎么能如此苛刻不近情理的对待自己呢?

 

当然,骂的是陈仲子,但更多的是当时的名士们,陈寅恪先生早就指出:“然史论之作者,或有意或无意,其发为言论之时,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,实无异于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。”孔融说“武王伐纣,以妲己赐周公”,也是一例,本书亦当以此眼观之。

 

我还是比较欣赏《古诗十九首》,“无为守穷贱,轗轲长苦辛”,“昼短苦夜长,何不秉烛游!”,“荡子行不归,空床难独守”,人生一世,贱如草木,何苦还要自己虐待自己。桓温此言,深得我心。

 

毫无疑问,自虐是自由,而且这些人对信仰的执着,令人深敬。正如韩愈所说,坚持主张,一家非之、一国非之、举世非之而力行不惑,已经是很了不起,何况是伯夷这样穷天地、亘万世非之而不顾。

 

然而,宣传自虐是可耻的。道德标杆既然竖起,后人就不得不层层加码,自己虐无可虐,只能虐妻虐子,因为他们都是自己的附属物。王祥把脑袋升过去让后母砍不算什么,郭巨埋了儿子要省下吃喝给母亲,还有邓攸弃己子活弟子,活生生的人,就被当成了实践道德的牺牲品。

 

另一个极端的后果就是既然学无可学,那就索性不学。雷锋光芒万丈,既然一辈子做好事实在是做不到,那索性不学了。不要说一辈子做好事,就像广濑淡窗那样日行一善,也是不容易坚持的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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